世界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·布朗7月末出席英国科学博物馆展览，与她的胚胎使用过的玻璃干燥器合影，纪念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诞生40周年。

　　40年后某天，北京一家辅助生殖中心走廊上，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性患者在等待检查结果。这位患者告诉科技日报，为了来北京做试管婴儿，她辞掉工作，每天往返于住处和医院之间。“还有十来天，我就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了。”临走前，她说道。

　　据了解，因为家乡没有生殖机构而辞职到异地做试管婴儿的人不在少数。

　　1978年7月25日，一对英国夫妇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一名健康女婴。十年后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也成功诞生内地首例试管婴儿。目前，全球已有约600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，其中中国每年人数高达20多万，成为试管婴儿诞生最多的国家。

　　回望中国试管婴儿30年，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，有些问题也日益凸显。

　　潜在需求缺口大 行业壁垒高

　　试管婴儿，医学上称为体外受精—胚胎移植技术，“是把卵子和精子都拿到体外来，在体外实现卵子和精子的结合，再把结合好的受精卵和早期胚胎，转移回女性的子宫中孕育、成为孩子的过程。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刘平这样解释道。

　　我国试管婴儿领域曾出现两次井喷式的发展阶段。一次是2000年前后，一次是最近三四年间。如今，国内辅助生殖中心已近500家。

　　由于政策、技术和资金的限制，在内地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后，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经历了十余年的缓慢发展期，到2000年左右才快速发展起来。随后不久，国家卫健委颁布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评审、审核和审批管理程序》，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归为特殊高新技术，实施技术准入制度，严格把关机构数量。2015年国家卫计委补充规定，下放审批权到省一级部门，国内生殖机构迎来再一次的增长高峰。据相关资料显示，2007年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共有95家，到今年则达到近500家。

　　但这样的数量，还难以满足需求。

　　“中国每年约有2亿适孕产妇，其中不孕不育患者有10%到20%，而需要做试管婴儿的占20%到30%，也就是500万人左右。而国内所有生殖中心加起来，每年也就做了20万到30万例。”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与生殖妇科中心主任郁琦教授说。

　　面对这400多万人的潜在需求，许多医疗机构都想来分一杯羹。然而牌照稀缺、审批难度大，使得该行业的进入壁垒高。

　　技术推广需放开准入 建立帮扶机制

　　机构数目增长过快，也带来一些新问题。据科技日报调查了解，国内多省市均存在辅助生殖机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，取卵周期数少的不到200，多的则超过20000。

　　一些新建的小机构缺乏病源，而大中心却人满为患。

　　“一年做上万周期，这对医院的管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”郁琦说，“一个周期至少需要病人来医院10到20次，那就得有十万人次，而每一次来要调整药的用量、做B超、打针抽血等等。这得要多少大夫来处理每天的检查结果？真的要配备这么多大夫，又得要多大的空间去操作？对于管理人来讲，这么多周期，你很难知道底下大夫都在干什么。”

　　“我认为一家机构最多做五千周期，超过这个数就需要分流。”郁琦补充道。

　　除了周期数不平衡，各机构被批准开展的技术项目也有很大差异。截至去年底，国内近500家生殖机构中，仅40家三甲医院可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。

　　“试管婴儿应该成为妇产科的基本技术，这需要国家放开技术准入制度，向大多数医院推广。”郁琦表示。

　　“我在技术和理念培训时发现，新建立起来的这批机构中，很多医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基础。”郁琦告诉科技日报，“培训的事，光靠几家医院也的确不够。从国家层面，应该有统一的培训和帮扶机制。”

　　对于相关政策的改革，郁琦持乐观的态度：“我们现在也在推动这方面的改革，但到底怎么改、改成啥样，也是需要商量的事。目前管理层也越来越重视这项技术。”

　　要不要赴美生育 因人而异

　　近年来有数据流传称，美国试管婴儿成功率平均比中国高出50%。如此惊人的差异，使得中国出现一股赴美生育热。

　　“国内想做试管婴儿的中产阶级，有80%最后都选择去美国。”美国HRC生育医疗集团中国市场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科技日报，“在美国帕萨迪纳医院中，中国患者占到了三分之二”。

　　据网上资料显示，HRC目前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生殖医疗中心，帕萨迪纳是其旗下9家医院中的总院。